第十章 无限忠诚，服从大局，虚怀若谷，勇往直前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不知探索多长时间，还会走多少弯路。
中国共产党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农民儿子习仲勋，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风暴席卷西北大地的时候，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从一个农民子弟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
习仲勋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施小惠而不及大义，谋近利而祸及长远"， 而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中国近代，面对百年国耻，百年国难山河碎。无数优秀中华儿女，仁人志士，救国救民，救亡图存，前付后继，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英勇探索。他们深知，要想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官、封"，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不仅要寻找先进的思想武器，还要组建先进的政党，也要找到进行革命的依靠力量。
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胜利的。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是先进的中国人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指南，是劳苦大众寻求解放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表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不论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还是指导思想，她只能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劳苦大众的政党，只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单靠共产党是难以成功的。这就要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人民群众。而工农大众则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也是其基本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特别是工农大众）的参与，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进行革命斗争的现实依靠力量，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他们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利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将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引发他们斗争的豪情，鼓舞他们的斗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使他们明白只有通过斗争在推翻了帝、官、封这三座大山以后，才能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才能消除他们的苦难。
中国近代历史既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人民群众不仅发展了生产，创造了社会财富，又是在他们的参与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因而要想救国，就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国共产党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福利，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和信念。
习仲勋，"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在苦难辉煌的革命战争岁月，全方位坚持不懈，探索发展，丰富和完善陕甘边区人民政权。使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成为一体，这位贫苦的农民儿子，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以得天独厚的天性，深深地感悟，国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蒋介石反动腐朽政权的独裁统治，使人民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战火连年，烽烟四起，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官员腐败侈靡透顶。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官僚、军阀手中，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极度繁重。普天下劳苦大众深受"帝、官、封"三座大山残苦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风雨如晦、长夜漫漫、水深火热之中，饥啼号寒、饥寒交迫。这一切习仲勋厉厉在目。1928年，山西富平关中一带，大饥谨，尸横荒野，十室九空，自己六位亲人，也在缺衣少食，饥饿疾病中相继凄残离开人世……这一切悲惨遭遇使习仲勋痛定思痛，深深思索：人民苦难的根源在哪里。早在渭北进行革命斗争时期，习仲勋就在中共渭北特委的领导下，学习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使许多贫苦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习仲勋深深明白，土地是人类万古千秋赖以生存最珍贵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广阔、最永恒的社会财富。人民群众苦难的根源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二千多年，成为套在农民脖子上的枷锁。沉重的地租剥削压得农民翻不了身，成为几千年来农民贫困的根源。
到了近代，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农经济，又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因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砸掉套在农民头上的经济枷锁，这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两千年来惠民之大事，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天下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决心和诚心，是大义而非小惠，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信念的生动体现。
习仲勋就是在进行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民主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领导干部。
当年，习仲勋在富平西区都村一带开展游击运动。由于关中一带大年馑刚过，农民吃粮极为困难。习仲勋和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淡村游击队为主力，带领群众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分粮斗争。处死了恶霸地主，分得了粮食和财物。扩大了游击队，建立了农民总会。这样通过组织农民起来进行斗争，既夺得了粮食，为广大群众解了燃眉之急，渡过了难关，又打击了乡村地主阶级势力，扩大了党的影响。
习仲勋在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他根据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并结合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陕甘苏区的土地政策。
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情绪；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红军家属分好田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
这个土地政策已经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制定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明确指出可以分配给地主和富农田地；规定按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程度来划分阶级，这是要消灭地主阶级，而非消灭地主的肉体，要把地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仅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贫雇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这样不仅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而且还缓和了农村的阶级矛盾，保持了农村的稳定，有利于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以及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在中心区和边境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彰显了领导者的斗争水平；对红军家属优先照顾，这样通过拥军优属活动的开展，不仅稳定了部队，而且还有利于红军的壮大和战斗力的提高。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习仲勋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能够制定出这样的土地政策是相当了不起的，这显示出习仲勋等人高超的斗争艺术、政策水平，非凡的策略、谋略、战略，精湛成熟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治理能力和魄力。
1944年，习仲勋在绥德分区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制定的"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工作方针的指导下，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他亲自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
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典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活动。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
在典型村经验的引导下，全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组织，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发展副业及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至当年年底，粮食生产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五十二万人口吃饭问题。
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地区广泛传播开来。一时对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和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厉行节约、度过难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能否搞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事关民心向背。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党能否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因此在根据地建立后，习仲勋经常告诉领导干部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工作的突出位置。我党领导的革命重心在农村，因而这个时候搞好经济建设的重点就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抓好农业生产，千方百计搞好经济建设，开辟财源，增收节支，不仅可以减轻群众负担，赢得群众拥护，密切党群政群关系，而且还可以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这个时候，各级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集中表现在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及其取得的成效上。如果各级领导干部不仅高度重视并且狠抓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减轻了群众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不仅可以提高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声望，增强党和政府的感召力，而且还彰显了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曾经为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习仲勋等二十二人予以表彰。毛泽东在一幅漂白布上为习仲勋题写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以表示对习仲勋领导经济建设的肯定与鼓励。习仲勋长期带在身边，成为他改造世界观的一面镜子。
习仲勋主政关中分区时，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减轻农民负担，支援长期抗战，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农业为主，兼顾工业，商业为辅"的原则，党政军民齐动员，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三九年起，分区机关首先在新庄窝开办农场，乡区机关及各县也办起了农场、合作社，以解决分区工作人员吃粮和物资贸易问题。
一九四一年，关中因旱灾夏粮收成不好，秋作物又不能按时下种，对此习仲勋提出每人种二亩荞麦，以秋补夏。当年二十万亩荞麦收获四万石。秋种时，习仲勋又要求每人多种一亩小麦，并提出不误农时、适时下种、多种多收、随收随打的口号，次年夏粮丰稔，群众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提高。
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后，从发展经济是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根本目的出发，致力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将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在发展生产方面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着眼于现时，又顾及长远，不仅提出一般的号召，又制定相应的措施，为边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发动的重点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九四六年三月，习仲勋说"边区在和平以后，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建设，就是生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文化，注意卫生。
同年五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发展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要实事求是，从现在条件出发，要有远景规划，就是要看得远一点。""我们的远景是什么呢？就是发展农业，加上边区若干工业建设，这就是将来边区的远景。过去我们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正确的。如果说不以发展农业为主，那就是错误的。因为边区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所以要以发展农业为主，但也要慢慢地发展工业，搞一些工业建设。如果没有这样的打算，就没有出路。我们不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建设一点工业，那我们将来就不得了，就拚不过人家。你光有粮食，粮食很便宜，一切工业必须品要从外边来，那时我们就搞不过人家，所以方针还是过去的方针。
"发展农业为第一，对于农业的要求，就是增产粮食" 。"农业方面第一要增产粮食，第二是种棉花，争取棉花自给。同时，由于今后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我们还要加上某些工业原料和能换得外汇的农产品。"
接着他又指出干部要有农业生产的知识，懂得生产知识，才能领导好生产。农业生产要有计划，要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上要走群众路线，对土生土长的好的农作法在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再去推广。要利用变工队，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要加强对农业生产的具体指导。要发展农村家庭纺织业，发展手工业。发展边区畜牧业和组织合作社问题。
同年七月，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的干部会议上说："用一切力量争取今年生产成绩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经济是一切之本'，搞好生产，经济上有了基础，才能完成其他一切准备工作。"有了吃的，军队才能打仗，民食也解决了，可以使战争胜利。
由此我们看到，习仲勋是极为重视边区经济建设的。在经济建设中他将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具体措施。这不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还为边区群众的生活提供了基本保障。
在陕甘宁边区土改过程中，出现了"左"的倾向。鉴于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如果重新分配土地，势必会挫伤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四八年一月，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现在深入考察起来，边区的劳动英雄还是好的多，真正勤苦劳动，热爱边区，因有余粮往往被当成斗争对象。这不只是目前问题，而是今后发展生产问题。这分明是对劳动致富方针有怀疑。如不从坚持贯彻正确政策中打破这一关，对党对人民都是莫大损失。拟规定，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不首先解决人民的生计，土改就无法进行。土改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对人民的生产有帮助，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然，群众连开会都不愿意参加，叫'穷开会'、'开穷会'。这种批评是很对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习仲勋主张土改必须要与生产救灾相结合，土改最终是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鉴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多，贫雇农少的实际情况，他主张不必重新分配土地，而采取抽补调剂的方法来解决土地分配不均匀问题。这是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对党的土改政策的创造性运用，实践证明，以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局当时的执政能力、领导能力、管理能力、治理能力、政策、策略水平，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
经济工作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能否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保障，能否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民心向背和革命成败的大事。习仲勋在革命战争年代，始终把搞好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好农业生产摆在工作的突出位置，将一般性的号召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不仅强调经济工作的重点，而且还制定了进一步落实的具体措施，常抓不懈，卓有成效。这是习仲勋人民公仆精神的真实写照，也为习仲勋在二十世界七十年代末，主政广东，揭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序幕，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初步奠定了坚实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基础。
1944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第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第二，不当"官"和"老爷"；第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在普法教育中，发现群众文化水平偏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结合冬季农闲的特点，习仲勋主张办冬学，不占劳动时间，深受群众欢迎，冬学成为绥德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个重要阵地。
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不久，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底，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在布置1946年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时，就特别强调，要整顿党务，转变作风，克服脱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毛主席、党中央不断调换习仲勋的职务，是有意培养习仲勋，想让他在各方面工作中得到锻炼。而习仲勋也没有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期望，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做各种复杂的工作，习仲勋已经成为在党政军等各方面工作中都有丰富经验的领导干部。毛主席对习仲勋的进步看在眼里，并且给予很高评价，还一再在中央政治局中提议安排习仲勋更重要的领导职务，给他压更重的担子，培养锻炼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明确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